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概况 | 跨境顾释
文/许轲，曾在一家知名的国际律所伦敦、北京办公室工作超过10年，积累了丰富的跨境并购经验。现在中国境内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法律部担任负责人，协助企业实现“走出去”和“ 一带一路”沿线投资。
沈鑫，现就职于中国境内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法律部，曾参与过企业在哈萨克斯坦、南非、刚果金等国家的项目投资。
本文共计10,369字，建议阅读时间21分钟
(一)概述
中国“走出去”战略是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重要动力。邓小平同志的对外开放思想，为“走出去”战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2000年3月，在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将“走出去”战略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2001年，“走出去”战略被写入了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2003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国将继续实施“走出去”战略。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地结合起来。”至此，“走出去”战略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是指中国企业、团体在国外及港澳台地区以现金、实物、无形资产等方式投资，并以控制国（境）外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为核心的经济活动。
ODI .vs. FDI
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首次超过中国实际使用外资（FDI）的金额。此后，中国成为双向直接投资项下的资本净输出国，ODI与FDI的差距也逐渐加大。[1]这意味着中国在全球化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关键的角色，由一个全球投资的主要受益者转变为重要推动者，而且对于全球经济的重要性越来越不可忽视。
从2016年至2019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经历了2016年爆炸性增长、2017年陡然收紧、2018年上半年回暖、2018年下半年小幅度增长以及2019年上半年有所减缓的历程，这与国家的发展战略、宏观调控和监管趋势是分不开的。
下图为2014年至2018年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2]及变化趋势分析。[3]
由此可见，在大力提倡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同时，中国正在不断加强并完善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监管，力求提高海外投资的质量，支持有能力的企业开展理性、务真的海外投资，而非仅仅关注投资数量及总额。因此，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趋势放缓并趋于理性，参与的企业在对外投资的浪潮中得以洗练，实现优胜劣汰。
(二)“一带一路”投资概况
2013年9月及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此后，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与多个国家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取得了丰硕成果。
对于中国国有企业来说，其参与“一带一路”，一方面，有利于化解国内产能过剩、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科技的互融互通，提高了自身的技术水平。在国家倡议的引领下，国有企业正在、也将继续在“一带一路”建设上扮演“领头羊”和“主力军”的角色。
根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19年，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对56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50.4亿美元，同比下降3.8%，占同期总额的13.6%，主要投向新加坡、越南、老挝、印尼、巴基斯坦、泰国、马来西亚、阿联酋、柬埔寨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对外承包工程方面，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2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6944份，新签合同额1548.9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9.5%，同比增长23.1%；完成营业额979.8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56.7%，同比增长9.7%。[4]
一、 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SWOT分析
国企的对外投资，顺应了国家发展的大势，具有明显的优势和机会。同时，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国企在对外投资中也存在一些劣势。
(一)优势
1.中国经济蓬勃发展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世界有目共睹，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经济依然保持较好、较快发展。由于外汇储备的长期积累及快速增长，中国企业具备了海外投资的资本实力。
2.国家发展战略助力
尽管在2017年下半年，中国出台政策为过热的海外投资降温，中国政府依然十分支持企业进行积极审慎的海外投资活动。不论采取什么政策，首要的原则依然是鼓励中国企业海外扩张，加强合作，并通过引进国外的先进科技和知识，提高国内的产能和产业质量。[5]例如，中国在高新技术、研发能力、管理水平、品牌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尚有一定差距，因此，国家政策鼓励中国企业推进海外投资，快速获取和整合这些资源。
综合来看，伴随着“一带一路”的倡议、国际产能合作的推动，国企开展海外投资是响应国家号召、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因此，国企开展海外投资具备国家政策支持的天然优势。
3.海外投资的监管日趋完善
随着国家愈发重视对海外投资的监管，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国家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国家外汇管理局（“外管局”）等一系列监管部门陆续出台各项法规政策，严格把控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政策的利好加上合理、严格的监管，使中国出海企业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不断增强。
4.中国积累的独特经验
中国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许多成功与失败的经验，这些独特的经验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宝贵财富。例如，国企在对非洲国家投资的过程中，为非洲国家指出了一条工业化道路，那就是充分利用非洲年轻化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由贸易培育工业。这条道路植根于中国自身作为世界工厂的经验，中国曾经凭借劳动力密集型的外向型经济成功实现了自身的经济腾飞。[6]
再例如，中国在非洲选择与一些有潜力的国家合作设立经济贸易合作示范园区，在合作园区内配备有供电供水设施，并提供出口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以此吸引企业入驻投资建厂。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位于埃塞俄比亚首都的东方工业园，目前已经有数十家中国制造业企业入驻，是中非产能合作的典型项目。中国自身作为受援国的经验显然起到了作用，当年正是在中国众多经济开发区中的外资为中国早期制造业带来了发展所必须的技术和资本。[7]
5.中国设备的先进性不断提高
在长期对外交流的过程中，中国企业不断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进一步提高了自身的装备水平。在对一些非洲、拉美国家的矿产资源进行投资时，由于这些国家的经济比较落后，开采装备老旧、有待升级。虽然中国的技术和装备水平与一些发达国家尚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中国的开采设备也极大地提高了非洲及拉美国家的自然资源的开发及利用水平，从而促进了中国企业的投资效益。
(二)劣势
1.企业国际化的公司治理有待完善
西方社会的公司治理模式一直是董事会重心主义。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国国有国企，对于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大额资金的使用等事项，必须经集体讨论做出决定。所以，企业的国际化组织架构如何和企业现有组织架构融合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实践中，部分国企已经为国际化做出了一定公司治理结构的调整。例如，有些企业将其国际化业务的管理职能分散在各业务板块中，有些企业设置了国际部统筹管理，还有些企业专门设立海外投资平台公司自主管理。其中，国企设置国际业务部集中管理海外业务，是国企国际化发展初期阶段普遍采用的模式。主要原因在于相较于发展成熟的跨国公司，中国国企国际化经营程度较低，且地理分布较为集中。但是，使用国际业务部进行管理这一模式有一定的弊端，主要在于国际业务部不是国企最高决策机构，在母公司最高决策机构与海外子公司之间上传下达容易造成时间的拖延，最终影响企业的海外竞争力。随着国企海外投资的发展，企业的国际化组织架构也应不断发展及创新。企业应根据主营业务的需要，围绕自身的全球性战略目标，结合优化资源配置的需求，选择适合长远发展的相对最优的组织架构。[8]
2.对外投资经营行为有待规范
部分海外投资失败案例是由于跟风所致。在开展海外投资时，如果企业没有清晰的长期战略，也缺乏投资风险评估，对外投资盲目乐观，极易导致冲动型投资和短期行为的发生，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损失，也容易引发东道国政府和舆论的误解等。
国企是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主力军，也关乎着国家经济命脉和资本安全，引领行业的发展方向。因此，在开展对外投资时，国企切忌盲目跟风，应根据自身的经营状况，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制定具体的海外发展战略。
3.风险管理能力亟待加强
大量实例证明，风险管理不善是许多企业海外投资失败的主要原因。“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大多情况复杂，单纯进行个例分析是远远不够的。
企业合规的根本性目的是：1）预防崩溃性风险发生，2）有效支撑业务的发展，3）旨在做到企业整体风险可控，并有效解决风险。具体而言，合规管理是企业的战斗力，但不能高于公司的生存需要。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同时，合规管理需要差异化。不能一人感冒，全体吃药。最后，流程制度完善是合规的必然要求，但不能迷信流程的作用。流程之外的行为往往带来意想不到的、不可控的风险。企业应重视项目的前期评估及调研，在全面分析风险的前提下，为自己和项目量身定制一套风险分析、预警及应对机制。
4.企业文化融合能力低
在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早期发展历程中，文化融合往往容易被忽视，同时，由于缺乏理论及实践经验，文化融合也较难被国企把握。然而，众多失败的例子已经证明，文化融合与管理对海外投资的成功具有重大影响，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具有决定性影响。不少案例表明，中国企业突破重重困难完成海外投资后，由于缺乏对文化融合与管理的重视及实践经验，受困于企业文化，项目最终以失败告终。因此，若不能妥善处理海外投资中的文化融合，无论企业自身经济实力如何强大、文化如何先进，海外投资都终将难遂人愿。
(三)机会
虽然海外投资的道路并不平坦，但是仍有诸多机会促进国企海外投资的发展。
1.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与世界产业结构调整
经济全球化促使全球产业价值链形成，发达国家低附加值环节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在承接发达国家低附加值环节的同时，也正积极准备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信息密集、管理密集的价值环节发展，海外并购可为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寻找捷径。[9]例如，非洲具有丰富的低成本劳动力资源，为中国企业进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2.国家加速推动科技创新
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国企以及资金实力雄厚、具有先进技术的民企加快了境外投资的步伐，通过与海外企业合作，获得前沿、新兴技术，并以此促进企业转型，提高产能或自身的技术水平。
3.海外自然资源开发潜力大
中国自然资源的缺口日趋增大。非洲及拉美国家自然资源丰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很多资源尚未得到开发，或者开发量小，因此，给中国企业带来了许多海外投资的机会。以国企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在自然资源丰富的非洲及拉美国家广泛开展合作，既为当地带去了商机和资金，也极大地缓解了国内自然资源使用的压力。
(四)威胁
1. “一带一路”重点区域国家投资风险较高
亚非拉等“一带一路”重点区域国家是大部分国企目前及未来最主要的投资区域。这些“一带一路”重点区域国家政治风险较高，战乱、故意毁坏、绑架、敲诈时有发生，市场尚未成熟，法律法规尚不健全，普遍存在劳资纠纷和环保问题，相较于发达国家，投资风险较大。
下图为ControlRisks网站总结的2019年全球政治与安全风险预测图[10]。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政治与安全风险较高，有些国家甚至达到了风险最高级别。
2.新兴市场国家基础设施不完善
矿产资源的开采一直是国企对外投资的重点领域之一。然而，矿产资源的勘探和开发离不开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设备，例如通行的道路、配套的水电、开采的设备等。这些辅助设备的缺失，加上大部分投资目的国技术水平低下，没有相关的科研中心、设备及人才，对投资矿产资源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3.国际竞争压力加大
资源投资是中国国企对外投资的传统方向。然而，具有丰富资源的国家对中国投资的要求越来越严格。此外，中国也面临其他对资源有需求的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不断增加的竞争压力，比如“金砖四国”和“薄荷四国”（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和土耳其）。[11]
4.国际投资环境变化
国际投资环境变化影响着中国对外投资的稳定发展。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脆弱，以及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及世界范围内可能发生的疫情，都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持续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其次，部分国家投资保护主义倾向有所增强，一些国家或地区已经或者计划收紧外商投资政策，例如，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外国投资实行严苛审查，影响了中国企业的正常商业投资。
例如，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中铁物资”）于2010年投资于控股唐克里里铁矿的上市公司AML，山东钢铁于2011年投资于唐克里里铁矿的几个项目公司（“项目公司”）。其中，中铁物资获得了AML12.5%的股权及5000万美元的可转换债券，山东钢铁获得了项目公司25%的股权，同时，每年能以折扣价格从唐克里里铁矿采购铁矿石。
然而，2014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开始快速下跌，铁矿石价格随之走低，唐克里里铁矿开始处于亏损状态。同时，塞拉利昂再次爆发埃博拉疫情，唐克里里铁矿运营举步维艰。据此，AML的投资出现巨额亏损。因此，AML于2014年12月关闭唐克里里铁矿。这也导致了接下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AML营业收入骤减、多笔贷款处于违约状态。2015年3月，AML申请破产保护。如果AML进入破产程序，其下属的两个项目公司的股权将首先被抵押给债权人，而山东钢铁拥有这两个项目公司25%的股权，如果这两家公司被处置，会给山东钢铁参与公司经营带来诸多困难。
由于AML的债权人主要为欧美金融机构，欧美金融机构作为财务投资者，对于破产流程、债务解决的时限有较高的要求，因此，挽救唐克里里铁矿项目的任务异常紧迫及艰巨。在这样艰难的困境中，承接AML的债务、避免AML破产，从而挽救唐克里里铁矿项目，成为了这两家中国国企的主要选择。
2015年4月16日，山东钢铁在香港通过公开竞标，收购项目公司2.5亿美元的出口前信贷。在执行抵押物后，山东钢铁拥有了直接控制唐克里里铁矿的项目公司100%的股权，以及另一个项目公司90%的股权，并于当日按照法定程序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其次，山东钢铁向该项目提供1.17亿美元的资金，作为短期资金解决方案，并将此前的股东贷款转成项目公司股权。再次，山东钢铁通过自有资金、商业银行贷款、国家开发银行贷款等渠道，向该项目提供5-6亿美元的中长期贷款。之后，唐克里里铁矿于2015年5月6日复产。目前，受益于全球铁矿石价格上涨，唐克里里铁矿项目整体运转良好，投资较为安全可靠。虽然此项目时间紧迫，山东钢铁为了承接AML的债务，付出了较为沉重的代价，给自身的运营带来了较大的债务负担，但是，伴随着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逐步恢复，山东钢铁从唐克里里铁矿项目中取得了相对较好的收益。
而对于中铁物资来说，在唐克里里铁矿项目出现重大危机后的整个过程，其仅作为可转换债券持有人，以及若干铁矿石销售贸易合同的债权人，被动参与到AML的破产保护程序中，最后仅实际收回零星投资总额。
海外投资中，“投资”仅仅是走出去的第一步，巨大的投后管理工作才是企业运营的立身之本。在外部因素导致项目出现严重的暂时性困难时，是以各种形式积极参与公司重组，最终取得了一系列优质资产，有效地保护了自身的投资收益，还是以被动的姿态处理此次危机，最终也只能收回微小的投资，是“投资”这个行为之外，更值得从事海外投资决策者思考的问题。
二、 海外管理
近几年，在国家大力支持下，国企的海外投资进行得如火如荼。但是，正如前文分析，由于自身的劣势及外部环境存在的种种威胁，境外投资的收益却差强人意，甚至大部分项目面临着持续亏损的局面。面对这样的局面，如何有效加强境外投资管理，降低境外投资风险，提高境外投资收益水平，已经成为当前国企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严峻课题。
(一)海外管理解决之道
以下将以矿业投资为例，简要地讨论国企海外管理问题。
1.围绕主业开展海外投资
从国家对海外投资的监管角度考虑，中央企业原则上不得在境外从事非主业投资。有特殊原因确需开展非主业投资的，应当报送国资委审核把关，并通过与具有相关主业优势的中央企业合作的方式开展。[12]由此可见，国家监管机关从法律监管层面对中央企业的对外投资予以指导。
从经营角度考虑，国企寻求海外投资，主要是希望在其目前主营业务项下，进行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自身的生产力、提高自身的科研能力和技术水平等。以山东钢铁收购非洲唐克里里铁矿项目为例，正是由于山东钢铁围绕主业开展海外投资，将国内生产与国外资源进行有效结合，才能够实现国内外要素的整合，充分实现投资项目的价值。[13]
2.重视前期尽职调查
矿企在进行境外投资之前，应当先行委托专业机构或者派遣公司自有调研团队，对被投资对象进行全方位的调研评估，评估其是否能够在后续的经营中给企业持续带来稳定可靠的投资收益，做到审慎投资。[14]
对于政治不稳定、社会冲突频发的地区，在开始进行投资或者生产前，企业应对当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及潜在的风险做到心中有数，并保持与当地政府部门、监管人员、社会组织的良好沟通。企业与投资目的地相互依靠、相互发展，是投资成功的应有之义。
从实践上看，大部分矿业企业海外投资失败，主要源于对尽职调查不够重视。中国不少矿企的境外投资行为，有些是盲目跟风，有些只进行了简单的商务考察，用以代替详细、专业的尽职调查。对于境外投资来说，海外投资环境本身就比国内的环境更为复杂，企业的熟悉度更低，因此，详细的商业尽职调查、财务尽职调查及法律尽职调查等均是企业海外投资的先锋导航，能够帮助企业对投资的可行性、海外投资的整体环境、项目的风险有一个较为充分的了解，有利于企业接下来的投资决策。如果事先就缺乏对投资标的全面深入的了解，那就更谈不上对投资风险进行全面评估。此外，不少境外矿业投资项目为了能够尽可能得到投资人的青睐，会把项目包装得很具吸引力，但是实际中，揭开华丽的外表，可能暗藏着多种潜在风险。
在尽职调查内容把握上，既要了解被投资对象现有经营状况、未来发展前景、持续或扩大经营的条件要求及经营风险，也要评估被投资对象所处外部环境可能存在的机会与各类风险。[15]
3.加强人才储备
国企对外投资，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个长期发展、面对各种机会的过程。因此，为了能够把握面对的各种机会，提高对外投资的成功率，国企应做好境外投资人才储备工作。
境外投资与境内投资之间存在巨大的环境及语言差异，对企业人员的经营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要降低矿企境外投资风险，矿企必须加强境外经营管理能力建设，所以，做好相应人才的储备工作，对降低境外投资风险、提高境外投资收益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6]
具体而言，一方面，矿企应为境外投资经营提前做好经营管理人员的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训，确保外派的经营管理人员能够有效管理境外投资的新企业；另一方面，必须为境外投资的开展提前做好勘探、安全、生产管理与营销等专业技术人员的储备，包括在国内培养或在东道国物色招募。[17]此外，人才的培养需要时间，应未雨绸缪，进行/采取梯队式发展和培养。在争夺国际化人才的激烈竞争中，薪酬福利和职业发展政策也必须提前规划。[18]
4.建立健全风险管控机制
中国企业对境外投资环境熟悉度低，因此，建立健全内部风险管控机制就成为重要的应对措施之一。具体来说，企业在开展投资前，确保能够提前预知部分风险，并制定好风险应对预案；同时，制定突发风险事件的应对流程，有效管控或弱化突发风险的破坏性影响。在政治、经济不稳定，社会冲突频发的地区，对于经前期尽职调查后预判到的风险，企业应制定科学合理的投资方案，尽量分散风险；在风险到来时，企业应积极采取措施应对。
具体而言，矿企可以通过如下途径建立健全风险管控机制：科学规范内部决策流程；建立内部风险评估与应对机构；确立动态风险评估流程与风险预警体系；完善信息收集与处理、传递机制；充分发挥审计等内部监督机构的监督作用。[19]
除了建立健全内部风险管控机制外，推动项目商业风险的合理配置,实现风险共担也应予以重点考虑。越来越多的企业重视研究风险分担，强调项目的可融资性。[20]对于矿企来说，项目融资不仅强调完善的商务结构，而且必须想方设法实现最低担保、有限追索项目融资。[21]
5.重视合作伙伴的经营风险
近年来，矿企开展海外投资，较多使用收购兼并或者股权投资的方式。在海外投资项目中，会遇到各种类型的合作伙伴。对合作伙伴的尽职调查和风险评估，也是企业进行风险管控的重要内容。
从山东钢铁收购非洲唐克里里铁矿项目中可以看到，在投资伊始，山东钢铁主要考虑的是稳固铁矿石供应、控制上游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22]然而，由于合作伙伴AML自身经营不善，山东钢铁被迫卷入唐克里里铁矿停产的问题中。虽然最终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唐克里里铁矿盈利状况转好，但是，山东钢铁为了应对困境，也付出了较为沉重的代价。
由此可知，在矿企的海外运营中，应高度重视合作伙伴的经营风险，积极掌握项目的主动权，防止因合作伙伴自身问题而影响合作项目的开展和运营。[23]
6.加强文化融合
实践中，文化融合工作往往容易被企业忽视。但是，加强文化融合是提高企业海外投资成功性的重要途径。下文将以单独一个章节，从目前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存在的文化融合问题、文化融合方式及相关案例等方面，具体阐述文化融合的重要性。
三、 中国对境外投资的法律监管
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一般由三个政府部门审批和登记，即发改部门、商务部门和外管部门。其中，“发改部门”指国家发改委及相关地方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门”指商务部及相关地方商务委员会、商务厅及商务局；“外管部门”指外管局及相关地方外汇管理分局。实践中，商务部门的核准或备案和发改部门的核准或备案可以同时进行。如果涉及国有资产的海外投资，还需要国资部门审批。“国资部门”指国资委及其相关地方分支机构。
具体审批流程如下：
在现行的监管态势下，监管部门对境外投资实行了“鼓励发展+负面清单”模式，明确将境外投资分为鼓励、限制和禁止三类。对于属于限制开展的境外投资，须经境外投资主管部门核准，例如在敏感国家和地区开展境外投资，开展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境外投资，以及在境外设立无具体实业项目的股权投资基金或投资平台。
除此之外，由于中央企业[24]的特殊性，监管部门对中央企业的海外投资还设置了负面清单制度、年度境外投资计划报送制度、资产评估制度、产权登记制度、特殊目的公司设立报告制度等，目的在于严格监管中央企业的境外投资，保障国有资产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对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监管是多管齐下，对投资项目的真实性是予以严格核查，并通过多部门联动共同规范企业的境外投资行为。
四、 未来展望
在国家战略层面，中国始终坚持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兼顾国情且努力对接国际惯例，通过不断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优化对外投资结构，稳步推进中国的对外投资活动。未来由于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复杂多变，中国对外投资方式也应在不断适应国际上多变的环境，在传统模式的基础上，逐渐出现了一些创新元素，希望以后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基金积极应对变局，从拿现金拍的简单粗暴走向“高端大气”的华尔街玩法。
注释：
[1] 选自德勤于2018年6月10月发布的报告《2018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并购趋势分析》。
[2] 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主要指金融投资之外的实体投资，如水、电、煤、气、石油、房地产、矿产资源开采等实业投资。
[3] 参考自德勤的《2018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运营指南》2018年6月版第5页，数据来源于商务部。
[4]商务部 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fwydyl/tjsj/202001/20200102932470.shtml
2019年我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情况
[5] 选自德勤于2018年6月10月发布的报告《2018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并购趋势分析》。
[6] 选自高骏的《从“安哥拉模式”到非洲工业化：援助模式转型下的中非合作》。
[7] 选自高骏的《从“安哥拉模式”到非洲工业化：援助模式转型下的中非合作》。
[8] 参考自查贵勇的《我国国企国际组织架构选择与优化路径分析》。
[9] 选自宋联可的《中央企业海外并购中的文化融合》。
[10] 选自ControlRisks发布的《Risk Map 2019》。
[11] 选自熊进、孙蕊的《中国对非投资进入新纪元》。
[12] 《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35号，2017年1月7日公布、施行）第十四条规定“中央企业原则上不得在境外从事非主业投资。有特殊原因确需开展非主业投资的，应当报送国资委审核把关，并通过与具有相关主业优势的中央企业合作的方式开展。”
[13] 参考自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编著的《2018年国家风险分析报告》第524页。
[14] 参考自刘兴国的《矿企海外投资要加强稳健性管理》。
[15] 选自刘兴国的《矿企海外投资要加强稳健性管理》。
[16] 参考自刘兴国的《矿企海外投资要加强稳健性管理》。
[17] 参考自刘兴国的《矿企海外投资要加强稳健性管理》。
[18] 参考自德勤于2018年6月10月发布的报告《2018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并购趋势分析》。
[19] 参考自刘兴国的《矿企海外投资要加强稳健性管理》。
[20] 选自德勤的《2018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运营指南》。
[21] 选自德勤于2018年6月10月发布的报告《2018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并购趋势分析》。
[22] 选自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编著的《2018年国家风险分析报告》第523页。
[23] 选自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编著的《2018年国家风险分析报告》第523页。
[24] 根据《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法》第2条的规定，中央企业是指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家出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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